我种过草莓。严格地说，我曾经居住的平房，门口是一小块空地，在荒芜之前，种过西红柿或者茄子，旁边还有一棵梨树和一些招蜂引蝶的花草。夏天到来之前，我扔了些草莓在那里，几场雨之后，绿色的藤蔓出现了，不到一平方米。秋天到来之前，面积扩大了几倍，草莓不算很好吃，但已经成功地取悦了好几位在月光下采摘的女孩。然后是冬天，扔两块草垫，盖住那些奄奄一息的藤蔓。第二年夏天，草莓开始丰收，和女孩一样，已经多到爱不过来的地步，于是我开始办party……
草莓在我的放任下实现了无政府主义，它（们）的领袖是吉尔·德勒兹。当然，德勒兹和瓜塔利的经典意象是千个高原，这东西抽象了一点，看过《神经浪游者》的人会知道，即使在亚文化内部，也有哲学的传统和分野，我们写不了“内爆”的科幻小说，但谈论草莓还是可以的。在草莓之前，我的意象是榕树。我们都知道，榕树的茎可以变成根，一棵树可以变成一片林，它从一开始就实现了非性化、去中心化的理想，和“根茎”是一回事。这就象用太极拳来解释混沌物理一样。这些东西都不象是普通的生命体，尤其是当我们对生命的延续、增殖采取非线性思维的时候，眼望着不可撼动的老迈榕树，很容易产生幻觉，仿佛我们都可以这样变身，在物理和思维的双重纬度上自由移动甚至自由跨越……但是草莓，怎么说好呢，草莓可以吃。
现在就把独立厂牌看作草莓的事业。1994年的时候，4AD概念开始进入中国，形象是“独立王国的隐士”，新鲜、雅皮口味、艺术原则高于商业利益，等等，《音像世界》等杂志后来还刊登了V23小组的封面设计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“独立”，尽管当时Creation、Beggar’s Banquet、Matador的打口很容易买到，但4AD的整体感和强烈的风格意识，的确前所未有。此事的幕后，是它的亚太地区代理，香港的两生花（Sound Factory，也就是Noise Asia的前身）李劲松的推动；李劲松在深圳的朋友欧宁开办了典中原声企划公司，他把4AD（其实同时还有德国的Hyperium和日本的Avant）的唱片、评论、图片播撒到包括青岛和兰州在内的内地，珠三角地区则更不用说，广州前卫乐迷至今还延续着李-欧开创的精英态度。
后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注意。就在李劲松支持的杂音组织开始大力推广Sub Rosa的时候，4AD悄悄退出了独立阵营，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并购重组的风潮中去，并且在音乐上逐渐失去了中国乐迷狂热的追捧。90年代末期，是独立概念发生变化的年代，像摩登天空那种跟“五大”中的多数谈过收购的“独立厂牌”，在欧洲也数不胜数。不就是钱吗，小公司崛起，打破着大公司的垄断，同时自己在“小型的大公司”和“大型的独立公司”之间摇摆；大公司的原则是通吃，因此并购风行一时。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刺激了蚊型厂牌的崛起，那些玩票的单人厂牌、家庭作坊，那些地下的磁带厂牌（比如Wolf Eyes自己的American Tapes厂牌，就可以视为这一传统的理直气壮的继承者），纷纷被杂志和乐迷发掘，逐渐在没有利润支持的背景下著名起来——像Sonoris这么有名的前卫厂牌，也一样在赔钱。
从草莓的角度看，90年代前期和后期的独立厂牌有很大不同，前者主要采取传统的结构，一旦做大，免不了在经济上沿用老套，进入利益最大化和艺术原则的冲突之中。这差不多是我家那棵梨树的命运——梨树不喜欢无政府主义，它要求肥料、水分、杀虫剂、规划和心血，所以不幸碰上我这个懒人，死了。在那个时代，随便一个新金属乐队为推广自己而开设的小厂牌，都要比单人厂牌气派，当然成本和收益也更大；如果你拿着DAT母带和授权书跟零售商谈判，说120镑我卖给你15张CD的拷贝权，恐怕会被人笑话——但后来这事发生了，并且越来越多。你可以出版50张的限量版，或者听几遍就坏掉的软黑胶唱片；1988年，噪音传奇The Haters发表的Wind Licked Dirt，是一袋土和一张空白LP，它的东家RRRecord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噪音重镇，仍然是一间兼做演出的小门脸，但却也死不了。更重要的是，RRRecord及其老板Emil Beaulieau又不知道影响了多少新的厂牌，去做这种几近疯狂的生意。这是草莓的结构，蔓延的结果不是再催生一两个4AD，而是改变地表，让小小的草莓出现在网状结构中，死亡在这里发生，生命就在那里蔓延……
DAT当然不再流行，但今天居然兴起了CD-R的小小潮流，要知道，在仍然坚持黑胶传统的环境中，CD-R简直就不是东西。但是独立厂牌没有钱，必须发展出一套便宜而又特别的美学，像Brainwashed网站半手绘的DVD-R封套，或者Touch出的CD-R现场系列，在设计和内容上，分别有自己的拽。这当然也是和磁带文化一脉相承的，CD-R和磁带一样可以手工生产，品质稍低，面子也不够，但你可以强调自身的特性，让手工劳动的概念茁壮起来，而不是用它们去模仿、冒充完美的工业产品。Boredoms自制的磁带，现在都是高价收藏品，对独立乐迷来说，这比Metallica的铁盒套装珍藏版要酷的多。
前些天Warp传出了财务危机，我不知道Ninja Tune是怎么想的，反正他们早就批评过Warp的主流，对其经营方式和音乐内容都颇为不屑。对Ninja来说，草莓再大也不会大成托拉斯；而Warp的资本架构和运营方式我并不了解，不知道是典型的资本操作，还是兼有艺术家玩票的性质，只能说，Ninja死了，它的生命可以迅速转移到其他地方，而Warp却尾大不掉，它死了，倒是少一些艺人去做大牌梦——和我一样，很多人是从Warp开始听电子乐的，但这不妨碍我们厚道地评论它。
今天说到独立厂牌，往往已经不再提到Warp了，因为90年代前期的独立，指的是从五大的垄断中逃出来，是游击战士和发财梦者共同的外壳。连麦当娜阿姨的Maverick（1992年创建）都曾被称做独立厂牌，最终还不是为两亿美刀跟华纳死掐？你以为三里屯满街的太合麦田“为人民的娱乐服务”的牌子，就不是当年小小麦田音乐的延伸？独立与否，在今天总算是有了些眉目，精神的独立，最终变成了经济的独立——或者说独立的经济，CD-R、限量版、手工包装、蚊型厂牌、邮购、网络杂志、兼做演出和唱片公司办公室的小店，等等，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全球网络。我们也不会再争论Creation是否独立，而是拿同样悠久的Staalplaat做例子，它的胜利是多年积累的名誉、影响和独特而混杂的美学风格，是从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游击生涯，而Creation，从一开始就是在被用销量来表扬。
是的，Creation是做摇滚乐的，摇滚乐是销量的奴隶，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悖论。再往前看，70年代末，Factory的崛起是一场音乐革命的开始，它使Joy Division变成了传奇和种子，但Factory本身，却因为既选择了资本主义又没有能力经营资本主义而垮了台。但是，如果那个时代有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经营模式，那Factory又会怎样？答案是，照样。因为摇滚乐本身要求大众，而不是小众，它要么甩开无政府主义的地下小公司，要么就一辈子做地下乐队，像Sun City Girls那样，20多年，40多张专辑，几乎没有一张卖过1000张以上，影响却越来越见深远。它的存在，是当代摇滚乐文化的异数、主流摇滚乐商业的眼中钉，或者说摇滚乐残存的光荣。
Factory对我的影响，是它的理想主义。在那个环境中显得荒谬的是，它不和乐队签合同，今天我想要做的，是同样不签合同，却把这荒谬变成合理的现实。事实上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2001年创建Sub Jam·铁托厂牌的时候，已经有了太原的底层唱片、成都的暗渍横行和北京的梁氏唱片，大家都在从小样时代升级。作为厂牌，Sub Jam的目标只是帮身边的朋友发表唱片，让大家在等待、哀求唱片公司之外还有一点选择；作为思想，它是一个混淆私人与群体、生活与工作、梦想与行动的代号；作为生意，它不是生意，即使我强调品质、风格和精确的账目（这些都在与其他组织的合作中打了折扣），也不是为了让它滚雪球、融资，成为第2个摩登天空。这个厂牌从第一天开始就准备随时关张，尤其是，随时准备在独立厂牌蔚然成风的时候，完成历史使命。
如果说，中国的独立厂牌需要榜样，那么Sub Jam的榜样决不是4AD，而是Staalplaat。我们做了舌头最好的一张唱片、脑浊的第一张专辑，但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和他们合作，因为他们已经大了，需要与之相应的体制和规模来操作，而世界上有的是更合适的公司。我们做了王凡的，也是中国最早的实验音乐唱片，现在王凡已经不止一个，草莓没有变成梨，但它变成了很多草莓，因此又有了2004年底创建的观音唱片（KwanYin）。从2005年开始，Sub Jam将依然为各种风格的独立音乐服务，保留一种任性的、个人化的、没有边界的风格（从电子到朋克到诗歌）；而观音将致力于抽象的、精神性的实验音乐和影像艺术；今年秋天，观是音厂牌会随着和英国大使馆文化处合作的“声音与城市”项目而诞生，它将专门发表田野录音，限量100张，或因为特定的项目而扩大到几千张……
独立厂牌的底限是google。任何一个真正想找独立唱片的人，上网一搜就进入了渠道。是的，我不为那种等着馅饼送到嘴边的人服务，这种人也不会喜欢这样的音乐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化的世界，独立文化的意思，就是用自成体系的文化，去消弭这种分化所带来的隔阂与误解——包括我和“那种人”之间的隔阂。这种事别指望一颗草莓，但更别指望一枚大梨，庞然大物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，草莓的逻辑是生态主义。我对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避之不及，即使Sub Jam有机会去做大的广告，去影响很多人的购买愿望，也决不去做——我不做所有人的生意，更不能依靠破坏生态的方式去拔苗助长，甚至诱骗。这是独立文化的道德，也是作为网络状结构中的一部分的本分。
生态地说，我种草莓太过业余，放任自流，前途不大，但迟早要成气候。很多厂牌的开始也是如此，就像一开始为Sub Jam下的定义：我们发表小样，我们自己也是一家唱片厂牌的小样；但现在我要改口了……从2001年到现在，我们有了Isolation Music、山水、小酒馆、Mort、Dying Art、Doufu、2pi、DBD盲聋哑学校，还有长命的梁氏，等等。大家都一样没有人，没有钱，没有发行渠道，但关键的是没有专业、细致的习惯和高效率的合作环境。最致命的是，在现有法律法规束缚下，不想赚大钱的人很难去做文化——这不只是政府的问题，几个月以前，废墟乐队的周云山打电话来说：“我认为摇滚乐的发展还很困难，不应该着急去做实验。”这是思维方式的问题。可能是生存空间狭小惯了，所有的梨都觉得应该先梨后莓，或者有你没我，所以草莓从几颗变成了一片，还是不能让梨意识到大家可以平等共存。
但是没问题，草莓的事业不是反抗，而是蔓延和超越。3天前我收到挪威一家唱片发行机构Blackstocking的邮件，说让我们来代理你的出品吧，我们做冷门已经快20年，有自己的工厂，你只需要提供封面和内容的数字文件，给你零售价的50%。我不需要考虑太多，因为这些东西不可能产生多大利润，蔓延是我们共同的本能。
在回答澳大利亚声音艺术家Lawrence English的提问时，我说Sub Jam不只是厂牌，而是私人和社会、工作和生活、点与高原（《千个高原》的“高原”）相互混淆的概念。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们刚刚在厦门讨论过榕树。事实上所有的独立厂牌都有这样的性质——作为个人存在的延伸，作为若干个人、思想、行动、物质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状延伸。从平面设计来讲，Sub Jam一开始没有固定的设计师，要么艺人自己设计，要么艺人找朋友设计，要么我找朋友设计。大家DIY，没有统一风格但是符合当时的生猛，而且大家都在行动中试验并提高，文件格式、字体字库、油墨、盒子的级别和品质、胶片保存问题，等等，今天可以在一分钟内做出的判断，都曾经耗费了许多时间，甚至钱。所有的设计师都可以看作这个独立圈子的一分子，或偶然闯入者，他们是Sub Jam星系的一小部分，Sub Jam也是他们星系中有着一次或许多次联系的分支。当这种关系得到发展，上海的音乐家兼设计师B6就变成了Sub Jam和观音唱片的专职设计师，他成为我的一根手指，反之亦然——关键是反之亦然，B6自己也有唱片厂牌、分支乐队、朋友圈，正如一个同人音乐网站的招牌所说，每个人都是一棵树。
不是树以前，我们是游击的摇滚战士。在独立时代，游击变成了移动中的组合、变形、互换，草莓在枝蔓间游历，没有中心，大家同时是种子、养料、树。
（2006.4.26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