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定了。地狱就在这里。
那天早上，还没有完全醒来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人打喷嚏。声音是从窗口传进来的。不是很远，也就是楼上楼下的距离。但没有方向感，好像是无端而来。甚至像是自我耳中而来。那声音并不响亮，但清晰，有一种冷静的、陈述句的味道。一般人打喷嚏是两个音节：阿嚏！也有人把第一个音节省略成半个，把第二个升华成了泛音：nking! 第三种人，在嘴巴松弛下来，肌肉各归其位之前，还要像体操运动员的落地那样，再做一个弹簧般的小动作：阿嚏Q！
而我听见的是：asshole! asshole! asshole!
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被诅咒的一天。然而也是被祝福的一天。我和其他王八蛋分享着，抢夺着这个世界。在空气和地铁座位上摩擦着。相互欲望着，交织着动物性的轨迹。要么就相互视而不见，要么更隐秘一些：相互在意识中清除着，或同化着。为了将身体转移至二十公里之外，我要和多少人挤在同一空间里，交换彼此的汗、皮屑和来自肺腑深处的其他物质？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我们要将身体移至二十公里之外？地铁在振动：一种催眠，使我们停止思考。在这个每小时60到80公里的长方形世界里，我们忍受着，享用着彼此的汗毛，隔着衣服相互挤压。摩擦。
我祝贺自己的发现：地狱就在这里。它怀抱着我，它是我的游泳池，空气，或者说是皮肤。像所有的科学家和电影男主角，从那一刻起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呼吸，甚至心跳。我感觉眼皮变轻了，光线变多了，天空也因此而开阔。我知道自己够不着天空，但这只能让它更优秀。有点像恋爱的感觉……就差没有从浴缸里跳出来了。
那个从浴缸里跳出来的人，死前显得非常镇定，他沉迷于演算数学公式，直到被攻城的敌兵杀死。我想，他彻底搞定了这个问题：地狱就在这里。没有更好的现实，而它也不会变得更糟。死了算。
几年前的一天，在加州某处，一个朋友开车，将我们移至数十公里外的另一处。我们聊了一会儿社会。我说，中国有很多人上访啊，半辈子都毁在里面，他们开始造炸弹了……他是在萨尔瓦多搞过革命的。他说 no。我不觉得炸弹能解决问题。我经历过太多的炸弹了……我停下来想了想，觉得他有道理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。
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想到了炸弹。这玩意造起来并不太难，连残疾人都能造。当然，那个在首都机场引爆炸弹的残疾人，用的是黑火药，结果连自己都没炸死，反而引发了一种节日气氛：人们为他的软弱和仁慈而感动，称他为圣人。更多的人使用汽油，包括藏族人、孤寡老人、被拆迁者，有人烧死了一车人，另一个烧掉了一座养老院。失恋的人喜欢刀，其中最极端的是互相捅死。在兰州，有个人和女朋友吵架，当街将她割喉，热血飞溅。几年前的富士康，工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跳楼，像一款手机游戏。大学生也跳楼，除了化学系的，他们投毒。和这些比起来，炸弹不是首选，但它的确比以前更流行。
有一天，我家附近的商场门口，两个人被疯子捅死了。我可能就是下一个。有一个女的，听说首都机场爆炸了，她的情绪也跟着爆炸了，她在微博上胡说几句，于是被抓了起来。凭什么我不是下一个？这个人我认识，我的八字并不比她好。
那些穿着白衬衣和黑衬衣，戴着黑框眼镜的人，在电视上谈论公民社会。为了不死，我宁肯被当作一头公民而不是动物，好让他们热泪盈眶，提升我，用良心操我。但是这挡不住一个随机的疯子的爆炸。
上个月的一天，我从上海回到北京。5个半小时的高铁，冷得要死，就像是一头冷冻起来的公民，从一处运输到另一处。
这两处的不同在于：上海已经接受了地狱这个事实，并按照它的逻辑去化妆、开办公司、喝咖啡。上海人轻盈地跃入地铁，在充足的照明下，成为彼此的观众和展品。难道你不喜欢上海女人吗？她们高科技的皮肤？还有上海男人，那些靠谱的人，他们知道地狱已经发生，堕落像资本主义一样无可挽回。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游戏，像两千万个微笑的约翰·凯奇……上海没有炸弹，只有便利店。而北京还在抗拒，它不相信，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小孩一样，拒绝承认地狱。1989年以来，它一直是这样做的。no no no。它什么都不承认。理想破灭了，但我们还有梦想，它用一千万辆汽车把自己堵死，像一个用炸薯条把自己堵死的又蠢又胖的胖小子。
死神带着炸弹到来的时候，北京人会说，no no no 你不是死神。而上海人指了指隔壁的北京，说你弄错了，我不是上海人。
就是那天，在地铁六号线，也就是播放着布莱恩·伊诺式氛围音乐的那条线上。两个女的打起来了。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嗓音突然拔高了，也许是两个八度，带着一种哭腔，颤抖着，滑动着，就像突然得到了自由，在天空中，把持不住地飘移。整个车厢都他妈的想哭，我感觉到了。只有她们得到了自由。
很多人搬家去了云南。主要原因是空气好，食物无毒，东西便宜。而且没有地铁。节奏慢。人们总是带着笑容，包括穷人。有的人抽大麻抽坏了脑子，就带着诡异的笑容。以前我们一起混的人，有理想的人，一小半都搬去了云南。包括以前的恐怖分子，打架不要命的摇滚乐手，盲人歌手，左派和右派的作家，瞧不起电脑的人，顿悟了的白领。还有大约10个兰州朋克。还有我的摇滚乐启蒙老师，他在搞国学讲座，头发已经花白，他说：这个社会里，百分之七十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只有百分之十的人知道。
我知道一个人死在大理。是被人用斩骨刀砍死的。四肢都砍断了，胸口砍烂了。
有一天，一个好朋友带我去参加饭局。请客的是一个住在大理的商人，穿登山鞋，我打赌他开越野车并且在车上听崔健，至少是许巍。他搞的音乐节，据说观众才100来人，但他能让政府掏钱。席间有好几个人都在这个音乐节上演出过，都是老朋友。我们说起了这个死人。商人说，哈哈那是台湾来的大毒枭啊。我的好朋友说，是啊，坏事做的太多，送到医院正好血库缺血，小鬼来索命了。哈哈哈大家都笑了。
那个死人有名字，他叫李金正。他的前女友管我朋友叫干妈。他手工做的小布袋，我一直用来装相机，现在已经破了。十多年前，我们在大理相识，离开前，他们去三月街的市场买了两本旧书送给我，说，路上看着玩吧：《六盘山花儿两千首》、《论莱辛》。
我的血冷了，说不出话来。
我的好朋友，自从信了佛就变了一个人，我祝福他。我希望他也会祝福我。他也搬去丽江了。我去过丽江。那里有一家雷鬼酒吧，老板收藏了几百张雷鬼乐唱片。我在那里喝着啤酒，想，这是怎样的福报啊。
如果地狱无法忍受，我们就搬到另一个地狱去。
可是我不配。
我家附近的商场：一个巨型的购物中心，一到周末，里面所有的餐厅都爆满，需要排队。地铁六号线在这里有出口，我站在传动带上，让它将身体移至地面。外面阳光灿烂，玻璃耀眼，就像所有的效果图，包括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效果图，里面走着些衣冠楚楚的年轻人。但有趣的是，走出半站地之外，人们就变得松弛，开始随地吐痰，东倒西歪，普通话也不再标准了。一星期前，血案就在此地发生，现在看起来，每个人都像是潜在的疯子和受害者，同时是。那两个打架的女人，一个二十来岁，一个四十来岁，随时会从地下缓缓升起，挥舞她们的刀，挥舞她们自己，在一种潜在的音乐中，随着夏日的热气升起，飘向自由。
这种购物中心还有很多，遍布全国，但不能说遍布全世界，因为它们比外国的要更亮，更冷，而且在内部镶嵌了大量的餐厅。它们内外有别，将人们从那个肮脏的、交通堵塞并且洋溢着烤假羊肉气味的世界吸进来，又吐出去，转化为公民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人在足足11层楼的迷宫里，吸收了玻璃和大理石的精华，变得更干净，屁股更翘，就连什么都不买的人也产生了社会责任感……有一天，在天津，有人指着其中的一座说，你知道吗？这里以前是一座庙。
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修辞。此后，和外国人经过购物中心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你知道吗？这里以前是一座监狱。
这是一个小小的阴谋，一种报复，为了让他们尴尬，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。在欧洲，总会有富于同情心，要么就是正义感的人，问起自由这件事。我就骗他们说，以前关政治犯的监狱都重新装修了，改成购物中心了。而那些没钱购物的人，至少还可以去享受冷气。一到傍晚，门口的仿大理石地面上，滑动着探戈和气功的脚步，还有滑板：咣！咣！哗——咣！
那些真正的政治犯，并没有得到释放，也许永远都不会得到释放。他们被另一些罪犯堵在更黑暗的地方。那些在市场上杀人的人，贪污犯，公开做爱的艺术家，在微博上开玩笑的人，律师，商人，女强奸犯，窃国者，每一个都有更精彩的故事。没有故事的人，随着地基沉入地下，在地铁经过的时候，布莱恩·伊诺式的氛围音乐将他们振动，但不唤醒。
会不会有一种革命，就像自动扶梯一样，将我们移至新世界？
而不是新世界商场？
我相信革命已经发生过了。但没有自动扶梯，也许是为了节约电。2012年的世界末日就是革命，它起源于所有人对现实的不耐烦。每个人都渴望革命，但谁也不想亲自动手：成则坐享其成，败则同归于尽。这是多么大的念力。它乖乖发生了，按照更环保的方式，它仅仅是降临，而不带走任何一人，不启迪任何一人，不牺牲任何一人：基于一种普遍性，或者说爱，所有人在这件事上是平等的。
平等地原地不动，甚至比原地还更靠近原地。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人回到原点，死得像一条狗，狗死得像蚂蚁，蚂蚁死得像一个律师或者委员长。不死也行，那就回到原点：可以死，如蝼蚁，如刍狗。毫无价值而死的可能性：这是社会为之欢呼的丰富可能性中被贪污掉的一个。
从2012年12月22号开始，再没有人有脸去等待革命的发生。不再有终点。甚至不配去再死一次。
有些人对灾难和丑闻上瘾。没有灾难就不能写诗，也不能哭。这证明地狱是使人存在的力量。如果不能爱自身的地狱，那就去爱别人的地狱吧。问题是他们俯身其上，但并不跳下去，连他妈的飞蛾都不如。
我不喜欢读那样的新闻，不是因为我已经存在了，像个能够摸到自己的货，拥有主体什么的。每次读到官员的丑闻，我都在想，操你妈，老子想做的事情，全都被这帮王八蛋抢先了。
淫乱。枪杀。赌博。与天下为敌。全是些极端的玩法，有时候还很费脑力，需要天赋，福尔摩斯也不过如此。每个人都想要存在，对吧。坦白的说，谁不想从这副躯壳里脱颖而出啊。我也想要包养十几个情妇啊。她们都有很大的胸！口活一流！不介意同时和三个人一起搞！
毙了他们也没有用。我还是只配看 A 片，最多挤到文艺女青年旁边，问她们有没有和大叔玩 SM，而她们通常是感兴趣的，但从不玩。喝多了的时候，我甚至会羡慕贪官的下场，就像死在冰山上的探险家，这些人是死在欲望的极限上，而我只能往朋友的沙发上吐胆汁。这些傻逼。他们最大限度地开发了自己，就像把自行车改装成了 F-1 赛车，而且还酒驾。显然这是极不理智的，带着毁灭的倾向，纵欲地，厌世地，去做不可能的事情。人们说，官场是黑暗的，如果说黑社会是黑的，那么官场只能是一团莫名其妙的阴霾：但即使是在阴霾里，也有一种想要存在的渴望，就像田震所唱的：我想摆脱这平凡的生活！去犯罪！去射精！去化妆逃脱至澳大利亚！用阴霾提炼出的激情，就像是北朝鲜的原子弹。如果官场是地狱，那么他们就是揭示地狱真相的那些人，真正的傻逼。
每个人都知道，那些没有被抓起来的，才是真正的王八蛋。在一个越来越精明的社会里，难道不该去同情一些因为太笨而暴露了的傻逼吗？
他们主要的罪恶，在于长相太过阴郁。有的凶险，有的谄媚。通常是浮肿的，笑容上带着一层油。所有长成这样的人，都应该抓起来，判他们做官。
至于那些会长的，养生有道，目露仁慈之光，还会弹古琴，就让我想起了其他国家的原子弹。
恶人和疯子：一个是慢性发作的，一个是急性的。人们在地狱里手足无措，活得没劲，什么都不相信，但总要找一些人来负责，实在不行就生孩子。总之，一个人每天像猪一样昏死在电视机前面，全是政府的错。然而恶和疯侵占的，并不是社会的理性空间，而是相反，在非理性的深渊里，他们将混沌变成了硬块，像一种逐渐或突然显形的雕塑。癌症和生孩子一样：无形的 DNA，微弱的蛋白质，生命从虚空中成形，可能性逐渐缩小，凝固……最为珍贵的并不是这片原本可以更干净、更先进的地面，而是我们未知和无知的混沌，这件事谁都没法负责。
我们并不恨贪官的邪恶，而是恨他们浪费了混沌。
戴黑框眼镜的人居然也会反对计划生育，此事颇为尴尬。难道不是他们，要削减这深渊的规模，为它做出规划，命名道路和车站？天空如此狭小，被命名为受害者的人，只能捞到怨恨了。
在地狱还没有来临的时间里，据说，存在意味着从爱的行动中消耗自己，把自己倒空，花光。在地狱里，我不配谈论爱。我急切地想要射精，如果不能，就射箭。语言像射出去的箭，收不回来，连可卡因都不用，它就热气腾腾地，然而也谦卑地遵循着力学法则地，从不存在和尚未存在中飞出去。我想要把自己扔出去，但又不敢蹦极，更别说跳楼。这种愿望，在我生活的垃圾堆上，此起彼伏，一不小心就会演变成欲望，被链接到某处，包括炸弹和购物袋。那些不敢杀人的人，连购物都感觉不到存在的人，饱含着欲望，一不小心就在飞机上发飙，殴打起空中小姐，然而，难道他们本来不是渴望着被殴打，被小姐吊在空中，羞辱、噼啪地打耳光直到泪水横流吗？
那些掠夺我的垃圾的人，肥胖的大胡子艺术家，也将我被污染了的欲望链接起来：看，这些傻逼，壮丽的受害者，快哭啊掏出良心哭啊！
地狱是一种时间状态，而不是空间。1989年以来，像是坏掉的黑胶唱片，世界不断在原地打转。另一副齿轮越是驱动钟表向前转，这一副就越是要和它拉锯。两者之间，并没有混沌，而是接近于真空，拒绝访问的，无法读取的百慕大。2003年以来，政治家学会了哭泣，其他人学会了上网，时间越来越像是一种单行线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前进，但实际上却停留在车厢里，被振动。有的人甚至被振得湿了。2008年以来，这种进步，包括为进步而进行的斗争，造成越来越大的张力，导致坍塌。
时间的收缩：朝向意义内部的坍塌，伪装成悲剧和喜剧但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坍塌：每发生一次横死，就有一千万人投以短暂的关注，以此抹去他们的死。这就像是数码相机对世界的审美：每看一张照片，世界就消失一点，而你甚至不肯多看一眼照片，从中补偿出另一个世界。时间不再漫无目的，而是链接在一个伪造的历史上，去生活，就等于去自首。社交网站的革命，只是在丧失了的时间里赛跑，我为什么要跟着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跑。
我很难确定自己的连续性。
我用强迫症来对付拖延症。用外国人的话说，前者是恋母情结，后者是恋父情结。而我就是我的外国人，前来寻找一线生机：我在自己身上看见了一个马三立，他节奏慢，不规律，和观众形成双向的流动，又总是返回到最初的沉默中，他折叠了时间，他一直都那么老不是吗？看见西门庆的话，会快速起效，他擅长重复的节奏，象征着无限多的时间，但代价是在游戏结束的地方付出生命，也许更早一点，在游戏开始的地方就已经是死路一条。他的无限的时间，也是向魔鬼换来的。已经没有更多可能。已经没有更多可能。地狱是如此拥挤，就连包养了历史上最懂得叫床的女人的人，也不拥有更多的可能。
到底是为什么，我们要把自己移至另一地方？
在近乎静止的地铁里，在坍塌的时间里，越来越多的女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可塑性，她们把自己长成欲望的对象，像是从深渊跃出的可能性，凝固在 A 片演员身上，再也无法返回。隧道像一部《红楼梦》：晴雯、袭人、薛宝钗，幼齿之爱，包括性爱和同性之爱，非性之爱。但这一切只在面面相觑的远距离阅读中发生，灯光雪亮，像最高级的防弹玻璃。这阅读，与其说是《红楼梦》，不如说是《金瓶梅》。它那么冷，那么干脆，终究是在痛哭那些失掉的炮友。永远失掉的炮友。
然而爱是无耻的，它使臭烘烘的拖鞋和草原般辽阔的瑜伽垫平等，它会解决这两者之间的拖延症，不像是身体的移动，而是原地不动和相互吞食。
考虑到地铁实际上和地狱相连，我们应该在车厢里组织爱的派对。哪怕只是为了改进阅读：盯着手机的眼睛，彼此打量的眼睛，相撞的眼睛，流汗流血的眼睛，将身体投掷在目光里，去互相摸和舔，在紧贴着的屁股和肚子上也叫醒这样的阅读：相互纠缠的海绵体。
我们不是已经将自己活成了《读者文摘》和《金瓶梅》么。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结局，还指望着它其实是印错了吗？或者，同样的语言，还可以组装成另外的一本书？在这样的一本书里，世上只剩下语言，是阅读将它解开，分开，交换，弄脏，消耗。在这样的书里，阅读是徒步穿过地狱。革命是地狱之爱，在这里，地铁不通往任何一处，它只是把人们推向彼此，直到那些蹩脚的诗歌，被读出了香甜的体液。
在地狱里，只剩下语言。
在2012年12月22日，最后的革命之后，世上只剩下语言。现实已经坍塌，还差一步，只隔一层，就是永恒回归。然而语言是被语言隔绝着的语言，是被失效的，混乱的意义所劫持的，不能回归的语言：越来越快速消费的网络热词，像救命稻草，被其实已经哑了的人，紧紧握住，像握住其实已经不再射精而是在喷吐冷气的鸡巴：那些CCTV的词，社交媒体的词，弹幕的词，官场和商场上的词，那些被洗劫一空而没有一个词的人，在雪亮的大脑中乘坐地铁：离语言的深海只差一步。
女青年，在你的地狱里，有一头从未拥有过智能手机的怪兽，它的身体由海绵体构成，在血的声音里，它阅读着所有人的欲望。
一个小小的遗憾：澳大利亚革命从没有发生，不是因为草原太过辽阔，而是因为移民太多，他们都把这里当成了彼岸。贪官之所以没有爱，就是因为心存着彼岸，他们修了那么多的地铁，不就是为了把自己转移到另一处去吗。
脑筋急转弯：为什么贪官和香港人一样，从不在地铁里吃东西？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坐地铁。
这篇文章的灵感是这样来的：我朋友 H 去拜访 L，说起曾在北京表演过的 S。此人斯文，和善，住在香港，没钱，不工作，也不搞艺术，对社会没有用。H 问：那么他信什么？L 笑着说：他信地狱。
这之前应该还有一番谈话，关于香港如何是地狱。以及他如何写一个没有人看的博客，完全不知所云，颠倒，混乱而令人激动。我也看过这个博客，确信它对香港文学没有任何贡献。这写作因此崇高：一个严格的逻辑：他信自己的颠倒和无用，由此生发了他的语言，也就是世界。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，由他本人构成，也许也由对他的阅读构成。我感谢他爱他的地狱。至于香港到底是不是地狱，和我没有一毛钱关系。我他妈的又不买奶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