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2008年12月，在伯克利大学加州分校中文中心“新媒体时代的记录”研讨会上的发言稿）
我经常坐在出租车里，打开录音机，录下一段没有意义的声音。
坐在出租车里的时间是无聊的，尤其是，在北京，除了深夜，任何时间都有可能堵车。我可以做的事情只有3件：打电话，睡觉，听着无尽的发动机低频，发呆。当然，还可以听到千篇一律的广播节目，运气好的时候，可以听到袁阔成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，其他时间，是另一个我不喜欢的评书艺人，还有几个无休止扯淡的主持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录下这些声音。回家用电脑听，低频非常强壮，像生活在北京的人一样亢奋、粗野，像淹没在潜意识大海中的欲望。广播节目也淹没在其中，司机的谈话偶尔漂浮起来，提醒我，这一切真的发生过。
我经常做这样的事情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把录音机放在窗口，录下外面的声音：狗叫，小孩哭，东北人喝醉酒，警车开过去，下雨，刮风，邻居练习钢琴……声音很不清晰，有的声音。例如过年时候的鞭炮声，会在楼群中不断反射，变成混浊一片，也像是潜意识的海洋。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地铁，每天录下地铁停车时刺耳的声音，成百上千人说着话走路的声音，车厢里的声音，工作人员教育大家排队的声音……专业录音师会用很长的杆子，挑着话筒，让它在人们的头顶上。但我的录音机总是拎在手里，声音总是混浊一片，总是有人碰到录音机。
我把这些声音收集起来，不知道要用它们做什么，也很少再去听它们。
我大致知道，这些声音和当代中国的政治、经济的关系。但这显然不是我要关心的，或者说，即使我想要关心，也不知道怎么让它们联系起来。有时候我会想，需要多少年久失修的阀门、偷工减料的铝合金板、错误安装的开关、临时替换的螺丝、超载工作的电机，需要多少不高兴的司机、凑合着用的电器、违章施工的老板、喝醉了酒的年轻人、快乐的老汉、街头的舞蹈、薄得像纸一样的墙壁和水管，才能形成这个城市特有的环境噪音？而我又需要多少关于生活方式的文化传统的知识，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，关于经济起飞的数据，关于法律执行情况的分析，才能去解释这些环境噪音？
2004年，我买了一个二手MD录音机，还有一个二手立体声微型话筒（SONY ECM 717）。那时候我决定开始创作音乐，MD录下来的风扇、飞机、夏天的蝉鸣、雨、朋友的谈话、夜间的工地，都用到了演出中。风扇的声音很抽象，谈话声很意外，这些声音重新组织起来，是一种新的现实，每个人都熟悉但又绝对陌生的世界。在夜晚，我戴着耳机，拎着MD在街上走，听到一切都像电影一样生动，如果有什么声音很特别，就走过去，站在那里；有时候突然跑两步，或者换个方向，就像把大街当作乐器，即兴演奏。在飞机里，我一动不动，录下几十分钟单调的轰鸣，我把这个声音刻到cd上，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播放，同时出现的声音，可能是在邻居装修的时候录到的电锯声，以及和电锯声相似的成片的蝉鸣。在北京，电锯和蝉鸣的声音到处都是，夜间则充满了神秘的，不知道从哪个工地或者俱乐部传来的低频，我把这些声音组合起来，当作音乐。murrey schaefer说，要理解音景音乐，就要把世界当成一个连续演出的大舞台。而我，热中于重新组合这个舞台。
后来我开始用电脑。每个人多在用ableton live，所以我也用。一轨，两轨，十轨，三十轨，和使用MD和CD随身听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方便了很多。我很少去改变声音素材，最多预先把它们处理一下，让它们在一起更和谐。我知道很多人都这样做过，接下来，他们会用软件做更多的事情。把一个声音变成另一个，把一个声音变成很多个。我也开始这样做，但还是留恋它们原来的样子。有一些从来不听音乐的朋友说，这个扫地的声音很好听，这个洗衣机的声音也很好听，我想，他们是对的，但我不能把昨天下午录到的麻将声拿到舞台上去。因为我不是约翰·凯奇，也不是爱迪生。我为不知道自己是谁而感到困惑。后来我停止使用田野录音作为音乐创作的素材，但仍然每天录音，就好像可以置身于舞台。我很少专门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录音，更不要说为录音而旅行。而是顺便录音，碰到什么录什么。我买了一个看起来像bp机的话筒，还有像耳机一样的耳戴式话筒，为的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
那段时间我记录了很多特别的声音，例如藏传佛教僧人的念经，拆迁中的北京胡同，传统的叫卖声。我也参与了一些记录城市声音的活动，有的是关于正在消失的声音，有的是标志性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共同的特点是，它们都伴随着周围的城市噪音，即使在乡村，也一样伴随着发电机、马达、电器的噪音。而且，往往还伴随着我的脚步声。在大多数电影录音师、电台录音师的作品中，声音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刻意回避了背景，在上千个声音中突出了其中的一个。指向性话筒帮助了他们。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有使用过指向性话筒，我不能想像一个没有背景噪音的城市，那是一种创作，但绝对不是记录。对我来说，这些背景噪音，比那些干净、突出、标本一样的声音更有意义。
我现在用的edirol r09数码录音机，只不过是一个便宜的便携式录音机。它录到的声音同样是不真实的。不同的话筒，不同的录音机，声音都会不一样。话筒的位置不同，录到的声音也完全不同。这个立体声录音机的特性，决定了我和周围世界的关系，它带来一个立体声的世界，随着我的脚步而移动的世界，而不是所谓的真实世界。但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个移动的世界，同样也不是我个人的主观世界。在录音师的术语中，有一个词叫做“鸡尾酒会效应”：在嘈杂的环境中，人可以听清对面的人说的话，但在同一位置做的录音，却很难分辨那些话语，因为在现实中，人可以借助表情沟通，并且让听觉集中在自己想要听到的声音上。换句话说，所谓的现实中，听觉世界是和视觉、经验、心理一起塑造而成的，指向性话筒可以更好地还原人的意志。相反，借助立体声录音机，我可以取消这些和听觉无关的因素，被嘈杂的环境包围，感到无助和自由。
这大概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能够提供的最好的客观和真实。
2007年，在上海的时候，朋友介绍我去一个叫虬江路的地方。这里有许多二手市场，分布在7、8条街上，电脑配件、垫子元件、机电元件、小电器、金属、大型机器、音像制品，等等。这里的东西便宜得令人吃惊，有的是别人用过的东西，有的是盗版，有的是廉价的仿制品，有的连商标都没有。你可以想像，每天，有多少不苛求品质的人在这里交易，尽管他们的生活不富裕，但却离不开电器、机器、电子产品、电脑和手机。在这里的菜市场可以买到各种新鲜的蔬菜、海鲜，价格同样便宜。我在饭馆里吃饭，从来没有花过10块钱以上，看着肮脏的桌面、地面、餐具，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。
虬江路是两条高架铁路交汇的地方，坐在火车里，身边是全中国最懂得穿衣服的年轻人，学生和白领，向下看去，到处是破旧的屋顶，临时建筑，拥挤的、穿着不体面的人。我并不特别喜欢这些人，他们随地吐痰，打小孩，尽一切可能从我身上多赚一毛钱，有时候卖给我假货；如果穿得好一点，就会蛮横地命令我停止录音，离开他的地盘。在他们中间行走的时候，能听到头顶不断传来火车的轰鸣，身边是一切你能想像和无法想像的声音，除了和生产、交易有关的声音，还有生活的声音：正如上海人喜欢穿着睡衣在街上走，虬江路的人也在街上下象棋、洗尿盆、做饭、喝酒、理发。其实，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，工作和生活的声音都是混杂在一起的。头顶上的声音和身边的声音混杂在一起，又截然不同，每个人都心如明镜，又浑然不觉。
我戴着耳戴式话筒，从一家修理笔记本电脑的小店出发，在虬江路漫步。有时候我会转动脑袋，为了躲开呼啸而过的摩托车；有时候会停下来，多听一会儿分解加工废品的声音。在路上我遇到了卖蟑螂药的人，卖毛片的人，警惕地看着我这个陌生人的人。在漫步结束之前，我转过身，跟着一个买廉价首饰的女人，她挑着许多用红绳穿起来的生肖首饰，哗啦作响，有几个工人围着看了半天，却一件都没有买。
2008年1月，我又去了虬江路，录了更多的声音，然后编辑成一张叫做《虬江路》的cd，在那里加工了1000张。在那里找了一家米粉店、一家dvd店、一个卖电脑配件的人、一个卖打口cd的人，还有一个卖自己刻录的流行歌的人，请他们帮助买这张cd。我开玩笑说，这是一件概念艺术作品，因为所有的声音从虬江路来，又回到了虬江路；有一个朋友说，这个作品记录了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现实，然后又通过商品流通，加入到了现实之中。但重点可能并不在这里，因为我完全是出于对听觉的享受，而选择了行走的路线和节奏，这个过程更像是演奏，而不是记录现实。
我究竟在记录什么？简单的说，我在打开录音的时候，试着关闭了自己的主观选择，这是一种有趣的体验。作为这种体验的副产品，我记录了一种充满背景噪音的生活，我遇到的人和事，都和环境有关，和我所处的时代的潜意识有关。
我也不觉得这是艺术，除非日常生活本身就是艺术。